Stasis、例外状态与新帝国的诞生
内容摘要：特朗普的上台实际上代表着全球化*治格局的衰落，也意味着一个新帝国时代的崛起。本文从阿甘本对stasis的*治范式的分析出发，将内战作为*治的基本格局，相反，*治哲学中的契约和立法仅仅是这种内战格局的结果，内战不仅奠定了梭伦改革的雅典*制的基础，也奠定了现代民主*体的基础，即内战确立了斗争诸派别之间的均势平衡，迫使诸派别相互妥协而签订相应的契约。这样，自威斯特伐利亚公约以来的国际*治格局就是一种stasis的均势结构，但各方力量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形成例外状态，就必然导致从民主共和体制向帝国体制的过渡。今天的全球化的衰落正是stasis的均势平衡被单一势力打破的结果，而这个单一势力正在试图建立与恺撒相同的事业，即让全球*治从共和状态向新帝国状态过渡。
年10月16日，正在美国白宫接见意大利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的特朗普为了表示与意大利的友好，突然说出了一具很“雷人”的话：“美国和意大利之间共享着共同的文化和*治遗产，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古罗马时代。”以致于刚刚还在兢兢业业从事翻译工作的女翻译都感到震惊，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自己总统的话，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当然，在许多人看来，这意味着美国和古罗马成为了历史悠久的“盟友”。问题也就在这里，那个曾经承载着西方文化荣耀的罗马帝国在公元年就灭亡了，而在年才建国的美国何以成为“盟友”？
其实，这个小事件，或许真的不能从“时代错误”（anachronism）的角度来解读，因为在今天的许多美国保守派知识分子看来，美国就是“新罗马”，就是古罗马帝国的精神的当代延伸。与之前的绝大多数美国总统不同，与其说特朗普承袭的是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林肯，甚至里根的普世主义的自由主义观念，不如说他认可的是凯撒和奥古斯都的帝国事业，他这句“口误”实际上代表着美国*策的在实际层面上的转向，从新自由主义的普世国家转向了美国利益优先的新帝国主义。特朗普的这句口头“宣言”似乎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新帝国主义的诞生，也宣示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全球化乌托邦幻想走向终结。今天留给我们的任务，恰恰是在全球化时代逐渐走弱（并不是消亡）的背景下，如果来理解新帝国主义崛起的深层原因。
一、作为*治范式的Stasis
年出版的《Stasis：作为一种*治范式的内战》（Stasis:CivilWarasaPoliticalParadigm），是阿甘本的神圣人（homosacer）系列在时间序列上的最后一本，尽管阿甘本将这本书列为该系列的2.2，在逻辑上，并不是神圣人的结论部分，但是阿甘本却将这本讨论古希腊的内战范畴stasis的著作放在最后出版。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年《王国与荣耀》出版的时候，阿甘本的的确是将《王国与荣耀》作为神圣人系列的II.2。但是在出版“神圣人”大全集的时候，他突然将最后这本《Stasis》改为了II.2，而将之前的《王国与荣耀》的编号变成了II.4。这个问题，我们绝不能视为是阿甘本的在创作神圣人系列上的疏忽。或者说，在原来的书写顺序上，阿甘本在谈完了神圣人II.1的内容“例外状态”之后，的确下面的问题就是对于西方*治谱系学（即关于安济和治理的谱系学）的考察，从而说明“例外状态”在整个西方*治谱系中的地位。但是，在完成了《身体之用》之后，阿甘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一个它曾经在《例外状态》中做出了简单结论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例外状态》中的原文：
例外状态就是一种机制，它透过设置一个无序与秩序之间、生命与法则之间，统治权与治理权之间难分彼此的门槛，从而最终将司法-*治机器的两个侧面衔接并凝聚在一起。这个机制立足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无序（从统治权、活生生的法则或法律效力来看的无序）仍然与司法秩序有关，当权者悬搁了规范，并直接作用于生命。
这段话出现在《例外状态》的结论部分，也就是说，这个时期阿甘本十分肯定的认为，在例外状态下，会导致一种权力来悬搁日常的规范和法则，最终导致掌握着统治权的主权者直接掌控人们的生命。不过，在写完了《身体之用》之后的阿甘本，对之前的结论产生了怀疑，也就是说，例外状态是否一定会导致主权者悬搁规范，最后来掌控每一个人的赤裸生命？尽管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举不胜举，但是不排除例外状态的结果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出现一位可以拥有足够的权力的主权者，悬搁常规的法律，来掌控生命，其结果会如何呢？这或许就是阿甘本在完成了所有的“神圣人”系列之后（甚至说是在他已经完成了“神圣人”的结论部分之后），返回来插入式地完成了一部新的著作，并将其放在之前的《例外状态》之后，实际上，可以视为阿甘本为了弥补这个逻辑漏洞而做出的努力，也就是说，阿甘本已经明确意识到，在例外状态下，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结局，即内战（stasis）。
在《Stasis：作为一种*治范式的内战》的开头，阿甘本就将批判的炮火指向了当代*治哲学和*治科学研究，他十分犀利的指出：“众所周知，内战理论在今天是完全缺席的。”阿甘本之所以对当代*治哲学和*治科学进行批判，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代居于主导地位的*治哲学和*治科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治哲学）全部都是以和谐和共识为基础的。无论是罗尔斯的多元自由主义，还是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与协商*治，始终都是在一个和谐一致的框架下来讨论问题，例如罗尔斯就指出：“整个顺序就是制定一个正义观念和指导人们按照正确的秩序，把正义原则应用于正确的主题之中的图式。”罗尔斯的意思是，无论人们的各种完备性理论有多么大的差异，可以通过一种重叠共识的方法，在公共空间中形成一种正义的程序，从而让人们彼此间能够实现共存。
因此，当代主要的*治哲学思考的框架都是共识性的共存框架，在该框架的设定下，人们可以通过商谈和协商达到一致，从而保障新自由主义*治社会的稳定性。即便对于少数激进左派来说，也并没有真正摆脱这种以和谐一致为基础的*治哲学基本架构，例如英国激进左翼思想家尚塔尔·墨菲（ChantelMouffe）提出用抗争性（agonistic）的多元主义*治来取代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协商*治，相对来说，墨菲的抗争性*治的确更多地体现了*治的无法妥协的性质，但是，墨菲的抗争性*治并不是真正的*治斗争，而是一种在既有的*治框架下争夺话语“霸权”（hegemony）的抗争，也就是说，墨菲以及她的战友恩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Laclau）的抗争性*治与真正的*治斗争（antagonism）有着霄壤之别，用墨菲的话来说：“在这种关系中，相互冲突的各方尽管都承认他们冲突不存在合理解决的可能，然而他们会认可他们对手的合法性。他们是‘对手’而不是敌人。
这意味着，尽管处于冲突之中，他们还是把他们自己看作属于共同的*治联合体，看作分享共同的象征空间（冲突就发生于这一空间）。”拉克劳和墨菲的抗争仅仅是一种话语抗争，他们谋求的是霍耐特（Honneth）意义上的承认（recognition），即在“共同的象征空间”的争夺“霸权”的抗争，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诸如拉克劳和墨菲，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新一代的代表人物霍耐特，都没有将*治的本质建立在斗争基础上，和新自由主义*治哲学殊途同归，他们试图在一个共同的联合体中，要么实现重叠共识的程序正义，要么通过争夺话语霸权的抗争，来实现他们所谓的承认。
阿甘本完全摒弃了这种忸怩作态的左右之争的*治哲学的态度，在他看来，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协商*治，还是激进左派的抗争*治，在本质上均是“和平学”（irenology）。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和激进左派的*治都会将异议和不同立场表现出来，但他们都见不得任何真正的*治，即那种带有血腥和暴力，用血与火的殊死搏斗建立起来的*治。这样，学院派的*治哲学和*治科学，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不忍心自己华丽的外衣上被一丁点血渍所玷污，更不可能让自己以身试法，让自己的身躯在生与死的战争上谱写出荣光。
然而，正如阿甘本所看到的那样，尽管主流*治哲学（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激进左翼）都试图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下消除暴力的色彩和血腥味道，但真正现实世界中的*治却不会因为西方世界的*治哲学家们的温情脉脉的哲学话语而变得宁谧和谐，相反，在新自由主义*治哲学大行其道的几十年里，我们却目睹了最残酷的血腥斗争，在上世纪有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以及穆斯林族的绞肉机一般的血腥缠斗，而在今天，叙利亚北部、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以及利比亚等地方仍然上演着你死我活的争斗，*治依然残酷，而*治哲学家们却往往在这些血腥的斗争面前话语孱弱，他们过惯了西方广场和媒体上口舌之争，却忘却了历史上的*治都是用皑皑白骨堆砌而成的。
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意识到，*治的本质并不首先是“和平学”，而是“内战学”（stasiology）。在早期的《例外状态》中，阿甘本并没有意识到内战相对于*治哲学的价值，而是将例外状态的结果仅仅视为主权者对生命的直接掌控。但是，一旦常规的法律被悬搁，更有可能出现的不是强有力的主权者，而是在拥有绝对专制权力的主权者缺位的情况下，整个秩序陷入内战。在常规的秩序被破坏之后，更有可能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这种状态十分接近于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描述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霍布斯强调说那种抽象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并没有在历史上存在过，这种假设也是建立在他对真实的历史的观测基础上，而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在描述完“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之后，实际上使用了stasis一词。
但是“在所有的时代中，国王和最高主权者由于具有独立地位，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保持着斗争的状态和姿势。他们的武器指向对方，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土边境上筑碉堡，派边防部队并架设枪炮，还不断派间谍到邻国刺探，这就是内战（stasis）的姿态。”可以这样来理解，霍布斯的《利维坦》虽然从一个抽象的自然状态地假设得出了最终的普世国家的架构，但是这个架构建立在一个虚构的框架下，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中，并没有得到直接的体现。事实上，霍布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的内战时期，霍布斯的*治哲学的架构并不是建立在一个架空历史的空中楼阁之上，他身处于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内战旋涡之中。年，他出版了《利维坦》，试图对处于内战之中的英国给出一剂处方，但是这剂处方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
之后，在年，霍布斯又出版了另一部著作《比希莫特》（Behemoth），而这本新书的副标题就是“论长期议会或英格兰内战的对话录”。不过《比希莫特》一书的名气远远逊于《利维坦》，以致于对于很多读者来说，他们只看到了书写《利维坦》的霍布斯，并没有看到另一个霍布斯，即写作《比希莫特》的霍布斯。如果说，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建立普世国家（即“利维坦”）的可能性，试图在整个普世国家的框架下来化解“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或者说消除在“利维坦”之下的内战（stasis），那么，对于讳莫如深的《比希莫特》，则代表着现代契约论国家的另一面，一个“比希莫特”的存在会直接形成与“利维坦”的对抗。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一点，对于《比希莫特》，需要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1）在《旧约·约伯记》提到了上帝在第六天创造了两个巨大的末日怪兽，一个是生活在水中的利维坦，另一个就是生活在大陆上的比希莫特，这两头怪兽始终处于stasis的状态中，直到世界终结那一天。在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那里，利维坦-比希莫特两条怪兽的对立，实际上也代表着“海洋-大陆”之间的对立。在《陆地与海洋》一书中，施米特曾十分明确地谈到：“自远古时代以降，人们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