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sis、例外状态与新帝国的诞生
内容摘要：特朗普的上台实际上代表着全球化政治格局的衰落，也意味着一个新帝国时代的崛起。本文从阿甘本对stasis的政治范式的分析出发，将内战作为政治的基本格局，相反，政治哲学中的契约和立法仅仅是这种内战格局的结果，内战不仅奠定了梭伦改革的雅典政制的基础，也奠定了现代民主政体的基础，即内战确立了斗争诸派别之间的均势平衡，迫使诸派别相互妥协而签订相应的契约。这样，自威斯特伐利亚公约以来的国际政治格局就是一种stasis的均势结构，但各方力量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形成例外状态，就必然导致从民主共和体制向帝国体制的过渡。今天的全球化的衰落正是stasis的均势平衡被单一势力打破的结果，而这个单一势力正在试图建立与恺撒相同的事业，即让全球政治从共和状态向新帝国状态过渡。
年10月16日，正在美国白宫接见意大利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的特朗普为了表示与意大利的友好，突然说出了一具很“雷人”的话：“美国和意大利之间共享着共同的文化和政治遗产，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古罗马时代。”以致于刚刚还在兢兢业业从事翻译工作的女翻译都感到震惊，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自己总统的话，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当然，在许多人看来，这意味着美国和古罗马成为了历史悠久的“盟友”。问题也就在这里，那个曾经承载着西方文化荣耀的罗马帝国在公元年就灭亡了，而在年才建国的美国何以成为“盟友”？
其实，这个小事件，或许真的不能从“时代错误”（anachronism）的角度来解读，因为在今天的许多美国保守派知识分子看来，美国就是“新罗马”，就是古罗马帝国的精神的当代延伸。与之前的绝大多数美国总统不同，与其说特朗普承袭的是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林肯，甚至里根的普世主义的自由主义观念，不如说他认可的是凯撒和奥古斯都的帝国事业，他这句“口误”实际上代表着美国政策的在实际层面上的转向，从新自由主义的普世国家转向了美国利益优先的新帝国主义。特朗普的这句口头“宣言”似乎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新帝国主义的诞生，也宣示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全球化乌托邦幻想走向终结。今天留给我们的任务，恰恰是在全球化时代逐渐走弱（并不是消亡）的背景下，如果来理解新帝国主义崛起的深层原因。
一、作为政治范式的Stasis
年出版的《Stasis：作为一种政治范式的内战》（Stasis:CivilWarasaPoliticalParadigm），是阿甘本的神圣人（homosacer）系列在时间序列上的最后一本，尽管阿甘本将这本书列为该系列的2.2，在逻辑上，并不是神圣人的结论部分，但是阿甘本却将这本讨论古希腊的内战范畴stasis的著作放在最后出版。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年《王国与荣耀》出版的时候，阿甘本的的确是将《王国与荣耀》作为神圣人系列的II.2。但是在出版“神圣人”大全集的时候，他突然将最后这本《Stasis》改为了II.2，而将之前的《王国与荣耀》的编号变成了II.4。这个问题，我们绝不能视为是阿甘本的在创作神圣人系列上的疏忽。或者说，在原来的书写顺序上，阿甘本在谈完了神圣人II.1的内容“例外状态”之后，的确下面的问题就是对于西方政治谱系学（即关于安济和治理的谱系学）的考察，从而说明“例外状态”在整个西方政治谱系中的地位。但是，在完成了《身体之用》之后，阿甘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一个它曾经在《例外状态》中做出了简单结论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例外状态》中的原文：
例外状态就是一种机制，它透过设置一个无序与秩序之间、生命与法则之间，统治权与治理权之间难分彼此的门槛，从而最终将司法-政治机器的两个侧面衔接并凝聚在一起。这个机制立足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无序（从统治权、活生生的法则或法律效力来看的无序）仍然与司法秩序有关，当权者悬搁了规范，并直接作用于生命。
这段话出现在《例外状态》的结论部分，也就是说，这个时期阿甘本十分肯定的认为，在例外状态下，会导致一种权力来悬搁日常的规范和法则，最终导致掌握着统治权的主权者直接掌控人们的生命。不过，在写完了《身体之用》之后的阿甘本，对之前的结论产生了怀疑，也就是说，例外状态是否一定会导致主权者悬搁规范，最后来掌控每一个人的赤裸生命？尽管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举不胜举，但是不排除例外状态的结果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出现一位可以拥有足够的权力的主权者，悬搁常规的法律，来掌控生命，其结果会如何呢？这或许就是阿甘本在完成了所有的“神圣人”系列之后（甚至说是在他已经完成了“神圣人”的结论部分之后），返回来插入式地完成了一部新的著作，并将其放在之前的《例外状态》之后，实际上，可以视为阿甘本为了弥补这个逻辑漏洞而做出的努力，也就是说，阿甘本已经明确意识到，在例外状态下，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结局，即内战（stasis）。
在《Stasis：作为一种政治范式的内战》的开头，阿甘本就将批判的炮火指向了当代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研究，他十分犀利的指出：“众所周知，内战理论在今天是完全缺席的。”阿甘本之所以对当代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进行批判，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代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全部都是以和谐和共识为基础的。无论是罗尔斯的多元自由主义，还是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与协商政治，始终都是在一个和谐一致的框架下来讨论问题，例如罗尔斯就指出：“整个顺序就是制定一个正义观念和指导人们按照正确的秩序，把正义原则应用于正确的主题之中的图式。”罗尔斯的意思是，无论人们的各种完备性理论有多么大的差异，可以通过一种重叠共识的方法，在公共空间中形成一种正义的程序，从而让人们彼此间能够实现共存。
因此，当代主要的政治哲学思考的框架都是共识性的共存框架，在该框架的设定下，人们可以通过商谈和协商达到一致，从而保障新自由主义政治社会的稳定性。即便对于少数激进左派来说，也并没有真正摆脱这种以和谐一致为基础的政治哲学基本架构，例如英国激进左翼思想家尚塔尔·墨菲（ChantelMouffe）提出用抗争性（agonistic）的多元主义政治来取代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协商政治，相对来说，墨菲的抗争性政治的确更多地体现了政治的无法妥协的性质，但是，墨菲的抗争性政治并不是真正的政治斗争，而是一种在既有的政治框架下争夺话语“霸权”（hegemony）的抗争，也就是说，墨菲以及她的战友恩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Laclau）的抗争性政治与真正的政治斗争（antagonism）有着霄壤之别，用墨菲的话来说：“在这种关系中，相互冲突的各方尽管都承认他们冲突不存在合理解决的可能，然而他们会认可他们对手的合法性。他们是‘对手’而不是敌人。
这意味着，尽管处于冲突之中，他们还是把他们自己看作属于共同的政治联合体，看作分享共同的象征空间（冲突就发生于这一空间）。”拉克劳和墨菲的抗争仅仅是一种话语抗争，他们谋求的是霍耐特（Honneth）意义上的承认（recognition），即在“共同的象征空间”的争夺“霸权”的抗争，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诸如拉克劳和墨菲，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新一代的代表人物霍耐特，都没有将政治的本质建立在斗争基础上，和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殊途同归，他们试图在一个共同的联合体中，要么实现重叠共识的程序正义，要么通过争夺话语霸权的抗争，来实现他们所谓的承认。
阿甘本完全摒弃了这种忸怩作态的左右之争的政治哲学的态度，在他看来，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协商政治，还是激进左派的抗争政治，在本质上均是“和平学”（irenology）。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和激进左派的政治都会将异议和不同立场表现出来，但他们都见不得任何真正的政治，即那种带有血腥和暴力，用血与火的殊死搏斗建立起来的政治。这样，学院派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不忍心自己华丽的外衣上被一丁点血渍所玷污，更不可能让自己以身试法，让自己的身躯在生与死的战争上谱写出荣光。
然而，正如阿甘本所看到的那样，尽管主流政治哲学（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激进左翼）都试图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下消除暴力的色彩和血腥味道，但真正现实世界中的政治却不会因为西方世界的政治哲学家们的温情脉脉的哲学话语而变得宁谧和谐，相反，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大行其道的几十年里，我们却目睹了最残酷的血腥斗争，在上世纪有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以及穆斯林族的绞肉机一般的血腥缠斗，而在今天，叙利亚北部、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以及利比亚等地方仍然上演着你死我活的争斗，政治依然残酷，而政治哲学家们却往往在这些血腥的斗争面前话语孱弱，他们过惯了西方广场和媒体上口舌之争，却忘却了历史上的政治都是用皑皑白骨堆砌而成的。
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意识到，政治的本质并不首先是“和平学”，而是“内战学”（stasiology）。在早期的《例外状态》中，阿甘本并没有意识到内战相对于政治哲学的价值，而是将例外状态的结果仅仅视为主权者对生命的直接掌控。但是，一旦常规的法律被悬搁，更有可能出现的不是强有力的主权者，而是在拥有绝对专制权力的主权者缺位的情况下，整个秩序陷入内战。在常规的秩序被破坏之后，更有可能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这种状态十分接近于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描述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霍布斯强调说那种抽象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并没有在历史上存在过，这种假设也是建立在他对真实的历史的观测基础上，而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在描述完“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之后，实际上使用了stasis一词。
但是“在所有的时代中，国王和最高主权者由于具有独立地位，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保持着斗争的状态和姿势。他们的武器指向对方，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土边境上筑碉堡，派边防部队并架设枪炮，还不断派间谍到邻国刺探，这就是内战（stasis）的姿态。”可以这样来理解，霍布斯的《利维坦》虽然从一个抽象的自然状态地假设得出了最终的普世国家的架构，但是这个架构建立在一个虚构的框架下，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中，并没有得到直接的体现。事实上，霍布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的内战时期，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的架构并不是建立在一个架空历史的空中楼阁之上，他身处于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内战旋涡之中。年，他出版了《利维坦》，试图对处于内战之中的英国给出一剂处方，但是这剂处方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
之后，在年，霍布斯又出版了另一部著作《比希莫特》（Behemoth），而这本新书的副标题就是“论长期议会或英格兰内战的对话录”。不过《比希莫特》一书的名气远远逊于《利维坦》，以致于对于很多读者来说，他们只看到了书写《利维坦》的霍布斯，并没有看到另一个霍布斯，即写作《比希莫特》的霍布斯。如果说，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建立普世国家（即“利维坦”）的可能性，试图在整个普世国家的框架下来化解“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或者说消除在“利维坦”之下的内战（stasis），那么，对于讳莫如深的《比希莫特》，则代表着现代契约论国家的另一面，一个“比希莫特”的存在会直接形成与“利维坦”的对抗。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一点，对于《比希莫特》，需要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1）在《旧约·约伯记》提到了上帝在第六天创造了两个巨大的末日怪兽，一个是生活在水中的利维坦，另一个就是生活在大陆上的比希莫特，这两头怪兽始终处于stasis的状态中，直到世界终结那一天。在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那里，利维坦-比希莫特两条怪兽的对立，实际上也代表着“海洋-大陆”之间的对立。在《陆地与海洋》一书中，施米特曾十分明确地谈到：“自远古时代以降，人们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