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清末名臣，世称“晚清三杰”。
论功绩
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收复了东南半壁江山，被封为一等毅勇侯，谥“文正”。左宗棠收复新疆，并推动新疆置省，被封为二等恪靖侯，谥“文襄”。
李鸿章“辅佐中兴，削平大难”、“匡济艰难，辑和中外”，并创办北洋水师，被封为一等肃毅伯，死后晋为一等肃毅侯，谥“文忠”。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对清廷有“再造”之功；李鸿章给慈禧无限“背锅”，为清王朝续命；左宗棠收复新疆对清王朝或者慈禧来说，可有可无。
所以，在统治者眼中，“文正”＞“文忠”＞“文襄”，也就是曾＞李＞左。
曾国藩在平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大开杀戒、大肆杀戮，仅安庆一战，就屠杀四万余人，两湖百姓喊他“曾剃头”，皖南百姓喊他“舂骨灰”。
李鸿章是咎由自取也好，还是代人受过也好，反正，琉球，台湾，东海，渤海都是在他手中丢的，而且还签了连本带息数十亿两白银赔款，用实际行动助力日本崛起……“李贼”的称呼可不是白叫的！
而左宗棠，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如果不是左宗棠据理力争、抬棺西征，对于晚清政府差点放弃的新疆，也许我们早已失去这一块六分之一的国土。
所以，在中华民族普通百姓心目中，左宗棠的功绩完全可以甩曾李八条街。
论军事能力曾国藩
曾国藩强于治军，弱于战略战术，与太平军的对决一开始的湘军是屡战屡败。与石达开的鄱阳湖大战，曾国藩率领的三万湘军被太平军打得所剩无几，曾国藩为此羞愧不已，甚至跳水自杀，多亏随从救起，中国的这“半个圣人”才没有“夭折”。
曾国藩自己也说，“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
不过，曾国藩能够在满清军务废弛，无兵可用的情况下凭空练出一支战斗力远超正规军的乡勇来，足可见他的治军之能。他以儒家精神练兵，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因此，曾国藩被誉为“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左宗棠
除了太平军的内讧，湘军与太平天国战争的转折点其实就是左宗棠的加入。咸丰十年李秀成第二次攻破清军江南大营，太平天国部署第二次西征，不久左宗棠被曾国藩聘为幕僚，他在湖南招募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十一年，湘军攻克安庆，随后左宗棠又制定了进攻南京和苏、杭的战略计划，同年李鸿章攻江苏，左宗棠攻浙江，为湘军进攻南京牵制了太平军的大部分主力。此后湘军连克南京、苏杭，于是便有了“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
左宗棠能够完成收复新疆这一壮举，更能体现他的综合军事能力。
当时，虽然慈禧表面上同意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建议，但是在清王朝四面楚歌风雨飘摇的情况下，对左宗棠的支持力度可想而知，而且左宗棠还要面对朝廷内外反对势力的掣肘与打压，难度可想而知。
左宗棠到达新疆后，先是认真分析了新疆的敌情、地形、气候等情况，然后提出了“先北后南，缓进速决”的战略。
所谓“先北后南”是指先进军天山以北，以乌鲁木齐为主要目标，先行剿灭该地的白彦虎、马人得部，因为该地总共有叛军五六千人，战斗力较弱，先行灭之有利于提振军心士气，更关键的是可以给清廷以信心，争取更多的自主空间和援助。
而后加兵南路之敌，进军天山以南，直达喀什噶尔，以北疆为依托，彻底摧毁阿古伯老巢和主力部队。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收复南北两疆地区，还能防止伊犁俄军乘机东下。而后来的战争实践表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而“缓进速决”则是左宗棠基于对交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地理等因素全面分析和判断之后，所制定的这一方针。他指出：“决机制胜，全在“缓进速决”四个字之内，纵观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对这四个字的贯彻极为透彻。当左宗棠进行战争准备一年多之后，清朝曾多次催促他从速行军，但他仍然坚持在财力、物力、兵力等有了充分保障之后才进军。
所以，当他对叛军发起进攻后，仅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全部收复了被阿古伯侵略势力所占领的地区。而这完全得益于他的“缓进速决”这一决策，对此，左宗棠也颇为自豪，他对自己评价道：“功成迅速，实乃古今罕见之事”，西方报纸也对他在新疆的战争谋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李鸿章
说起李鸿章的军事能力就不能不提剿捻战争。
在剿捻战争中，曾国藩面对是飘忽不定的打运动战的捻军骑兵，曾的反应能力就显得太迟钝和滞后，屡屡被捻军戏耍和击败，虽然他制定的剿捻战略是正确的，但他没有能力实施，清廷也没耐心给他摸索剿捻的经验和时间，最后他只能让位给李鸿章。
李鸿章是新锐，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更强，感觉更敏锐，吸取英法联军的经验和战法，他把戈登的洋枪队编入淮军，使淮军近代化，以新式洋枪洋炮对付机动力强的捻军，最后像英法联军击败僧格林沁骑兵一样，击败了捻军。
曾左李三人，应该说李鸿章的军事思想是最先进的，曾国藩以思想治军，在这方面，左李二人确实拍马也比不上。左宗棠虽然也办洋务，他的部队也装备了非常先进的洋枪洋炮，但他提倡或者看中的还是陆军，而李鸿章的军事思想是大力发展海军，这也是清末著名的“海防”、“陆防”之争，不能不说，年纪更轻的李鸿章思想更加“超前”，但李鸿章却忽视了腐朽的清王朝的实际情况，再好的炮艇舰队也需要人去操作，需要统治者去支持。
综合来说，单论军事能力，左、李无疑要高于曾，曾是一个迟钝者，后知后觉者，只不过曾的官位一开始就高于左、李，成为名义上的领袖，左、李只能屈之于下。实际情况则是左＞李＞曾。
影响力论影响力，被称为“半个圣人”的曾国藩碾压左李二人。
曾国藩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曾国藩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独一人；曾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曾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
曾国藩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的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其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
同时，曾国藩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成为清代的道德楷模；他胸怀宽广，从不嫉贤妒能，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
其次则是李鸿章。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领袖，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其一生中参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虽然多是卖国条约，被钉上了耻辱台，但终归是“驰名中外”。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称其为“东方俾斯麦”，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
所以，论影响力，曾远＞李＞左。
性格、人品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疾恶如仇。正因为如此，左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却一直担任幕僚工作十多年，直到遇见曾国藩。
而且，左宗棠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他激烈反应，而其言词辛辣，又特别容易引人不快。
而左宗棠与曾国藩不和的起因就来源于他的性格。据说，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
左宗棠的疾恶如仇也给他惹了不少的笔墨官司。当年他仅仅因为与湖南总兵樊燮意见不合，就当众掌掴樊燮，而当时的他还仅仅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左宗棠也因此事被樊燮控告为“劣幕”，被咸丰帝下令严查，如果不是曾国藩的斡旋，左宗棠很有可能有牢狱之灾。
曾国藩对左宗棠有维护之恩、提携之恩，但是二人关系却不睦，这也是左最被人诟病的一点。
不过曾左二人都不是小肚鸡肠之人，在有关国家民族的大事一直在相互支持。比如，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集粮饷不遗余力，还推荐了自己的得力助手刘松山随之西征，后来左宗棠在西北建功立业，全赖这支军队。当曾国藩听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消息后，还私下对人说，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他自叹不如。
而当曾国藩去世时，左宗棠送来了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对曾国藩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综合来说，曾左二人都算是正直、无私之人，只不过左宗棠更为热血一点，而曾国藩更为持重一点。
相比曾左，李鸿章的为人就不敢恭维了。先不说他签订的那些狗屁条约，单单中饱私囊这一项就不是曾左二人可比的。曾左虽然不能说一贫如洗，但也称得上是家无余财，但李鸿章至今还有他“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评语。
李鸿章曾说过，北洋水师是朝廷的命根子，也是他李鸿章的命根子，谁也不许动。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之中，北洋水师再也没有添加任何一艘战舰，甚至连炮弹都不曾买过，这其中既有清朝统治者的无知和贪腐，也有李鸿章的“中饱私囊”。
比如，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最大民用工业。据统计仅到年二十年间就获纯利多万两白银，但李鸿章上交国库的白银仅不到万两，虽说剩下的万两并不一定全部进入了李鸿章的口袋，可能也有为老佛爷举办寿宴、购买戏班子等这一类的开销，但如此之大数额金钱，明面上没有进入国库，去购买舰船炮艇，增强他和朝廷的命根子，实属不妥，而背后又有多少利益输入，也同样不为人知。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李鸿章给子孙后代留下的财产数额惊人，《近代名人传》说:“(李鸿章)殁,家资踰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李鸿章传》也记载，李鸿章去世时，安徽有一半的良田归李氏家族所有。
如果单从清廷财政发放工资，以及李鸿章自己的产业积累，根本不会有如此大的财富。这其中的问题大家应该心知肚明。
当然，也有很多人洗白李鸿章，比如说李鸿章被日本愤青行刺，脸部中了一枪，因此日方受到他国舆论的压力，将三亿两赔款改为了两亿两，李鸿章直到落笔的前一刻，还在恳请日方减少一点赔偿款。
比如说李鸿章在谈判上，尽己之力，只是奈何枪在别人手中。李鸿章曾对与他一同签字的亲王奕劻说，世界上最难写的就是自己的名字。他只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忍辱负重而甘愿背负骂名。
如果真是这样，你让那些宁死不签“城下之盟”的先烈们作何感想？
评价历史人物要全面，不可以偏概全。李鸿章等人创办了近代工业，却借机中饱私囊，为己敛财。这必将受到道德上的谴责。李鸿章创办了北洋水师，增强国防，但却在甲午海战指挥无方，留有私心导致战败，所以马关条约让他去签也是情理之中，他在官场上据理力争，但这一切都是在弥补以他为代表的阶级领导人犯下的错误，且功远远低不了过。
所以，综合来说，小编的观点是曾＞左＞李，曾国藩是当之无愧的晚清三杰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