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蓉的侦探小说，会以为她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张蓉笔下的人物，都是在“海派”气息里浸泡着的：睿智、寡言的“老克勒”莫高，可咸可甜的“嗲妹妹”梅一辰；还有对话里不时“蹦”出的上海腔，无不透出她对上海文化深层的理解和发自内心的喜爱。可以说，上海味道已经成为张蓉侦探小说的标签之一。
并非从一开始便是这样。首先渗入张蓉侦探小说里的，是“社会派”创作理念。
记得八九年前，张蓉开始创作侦探小说时，常饶有兴致地聊起松本清张、东野圭吾等社会派推理小说家，推崇“加贺探案系列”、《白夜行》等经典的社会派作品，主张将侦探推理嵌入社会大背景中，才能更好地探讨现实生活与人性困境，而这也是侦探小说发展的未来。她的早期作品《沙堡》《透过指缝的双眼》《致爱丽丝》等，骨子里也是社会派的，塑造了一个个游荡的、堕入歧途的灵魂，他们好似棱镜，折射出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
但那个时期她的小说，只能说是“社会派”的，却无法旗帜鲜明地说是“张蓉的”。随着创作技巧的成熟，她的世界与侦探小说的世界彼此敞开、相互渗入，越来越多个性化的东西融进了文字，让小说在“社会派”外，有了独特的“雕饰”，线条更加绵密，层次更加丰富，最新的中短篇小说集《莫高探案组》，便是很好的例证。
张蓉将写作触角更深地扎进了生活的土壤。尽管她是西北人，但对于上海这个生活了20余年的“第二故乡”，她的观察是细致入微的，从语言、风俗、行为举止，到建筑、街道乃至衣食住行的点滴，都化进她的文字，成为故事的背景。在她活色生香的描摹下，这些背景全是“活”的，这里生活的人、发生的事，并不只是简单地嵌进背景，而是一针一线、密匝匝编织进去的。
上海读者读她笔下的人物，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而非上海读者对于上海万象，也能有一番近景品赏。拐棍、过膝风衣、香烟是第一主人公莫高的标配，也活脱成就了他的绅士形象，而这位“名侦探”的爱好偏偏那样接地气——黑鱼饭，这可是上海南汇一道独有的经典美食，简单到不近人情，味道却张扬突兀，是极致的咸和鲜，让喜欢的人欲罢不能、不喜的人始终无感。好这口儿的莫高，像极了上海街头最常见的那类“爷叔”，举手投足讲派头，心里揣着一团火，可以吃路边摊，也可以品红酒、咖啡，对上路子，他能拉你聊一下午，不对路子，可能连正眼也不瞧。
女主人公梅一辰是个爽利的“假小子”，却偏偏与充满女人味的羊绒大衣、连衣裙擦出了火花——也许，每个上海女人骨子里都有裙装情愫、柜子也都有一件曼妙的长裙吧。这些衣着，不仅更好地衬托出梅一辰的美，让她于“飒”之外，更多了几分妩媚，生动地勾勒出上海女侦探的独特形象来。而且作为“引线”，让她与“不一般的”裁缝戴维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工作上的，感情上的，说得出的，说不出的……从而织就了《老洋房里的男裁缝》这个精美的、宛如江南丝绸般柔软而哀愁的故事。
张蓉笔下的配角们，亦形象生动；尤其是女性，个个风姿绰约。《要命的房子》里的崔晓华，是脱胎换骨的新上海人，“淘沥得比上海女人还上海女人”，打扮得一丝不苟，讲话清清淡淡，休息时会到露台抽一支烟，她虽不是什么“正面”人物，却有一种倔强和不服输，让人无法真正厌恶起来，只禁不住地哀其不幸。《华丽的热带鱼缸》里，出场便已死了的计春红，“活”在别人的话语里，却一样地眉目清丽，她像梦一般穿行在法国梧桐的疏影中，甜美，热情，善良，满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却也像梦一般，轻轻一碰便碎了……这些形象，赋予案件更多人性的张力，让它们不仅仅是冷冰冰的“逻辑推演”，而更像现实的悲剧和触手可及的生活。
写这些小说，张蓉一定是做过深入采风和资料研究的。她不仅仅是在写侦探故事，于主线之外，她还织进了流光溢彩的上海文化，尤其是那些流淌着故事与风情的街道、建筑。崔晓华一家住的被隔成无数个人家的老别墅，将繁华与萧条、独立与拥挤、富贵与贫贱集于一身，我们在静安寺、淮海路，还有金宇澄的《繁花》里，不止一次见过这样的别墅，它是上海一道抹不去的风景和伤痕。相比之下，《另外一个“午夜撒旦”》里的三层洋房，却像另一个世界，它的外墙爬满青藤，临街开满栀子花，如梦似幻的美正契合“魔都”气质，让“午夜撒旦”的故事发生在这里，再适合不过。作为“新上海人”，张蓉竟是熟悉邬达克的，这位匈牙利籍建筑设计师，在老上海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著名的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武康大楼等都出自他的手笔，可以说正是他开创了“上海风”；当邬达克的“身影”在小说中不时出现，不期然拉长了故事的进深，让它们有了一种如秋日梧桐般苍凉的味道。
当整本《莫高探案组》合卷之时，我可以确定，独特的“张氏风格”已经形成了。她的侦探小说，已不是对“社会派”模棱两可的习作，而是一种扎根于本土文化、诗意而充满人文情怀的表达，它们发生于上海，每一个人物都是那些走过上海街头的、平凡而又充满地方特性的芸芸众生。而她追索案件解答的过程，也是为这群人寻找自我、探求爱和找寻生活真谛的历程。
（作者：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