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日本后醍醐乐队来天津的这次演出，才是现代摇滚乐队最早影响中国音乐人的标志，比威猛乐队来华演出早了四年。同时也说明，在80年代以前，天津一直是大陆地区玩洋的第一阵地。
年4月，英国威猛乐队（Wham!）在北京工体和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了两场演唱会。在中国摇滚历史上，这次演唱会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摇滚乐队首次进入中国大陆的标志，是中国摇滚乐启蒙性大事件。
实际上，在威猛乐队来华之前，还有两次西方乐队来华表演。一次是在年10月21日—29日，法国电子音乐家雅尔（JeanMichelJarre）在北京和上海举办音乐会。另外一次时间更早，是在年10月23日—24日，在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举办的两场“中日友好音乐会”上，日本当红的后醍醐乐队（Godiego）做了震撼人心的演出。因为当时观众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演出，所以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后醍醐乐队
丁武、郭传林等北京第一代摇滚乐手赶到天津看了这场演出。这个细节，出现在前些年一篇关于“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的报道中：“黑豹与唐朝乐队告诉他（在上海的日本人奥田龙二），当第一支日本乐队到中国演出以后，就觉得可以效仿。”因为时间太久，可能连当时来天津看过这场演出的早期中国乐手们，都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
天津资深音乐人李德林（五哥德林）现场观看了“后醍醐”的演出，他曾告诉我，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真正意义上的电声乐队、摇滚演出。和他们以前看过的所有演出都不一样。“音乐声震耳欲聋，舞台上灯光变换。当时我们都看傻了。真的傻了。没法用语言描述那种震撼。”
80年代中期，当年天津的路边吉他歌手马常宝、大憨、二憨等人成立了“歌醍醐轻音乐团”，这个乐团叱咤十年，它的名字有几重含义，其中就有后醍醐乐队的影响。
所以，年，日本后醍醐乐队来天津的这次演出，才是现代摇滚乐队最早影响中国音乐人的标志，比威猛乐队来华演出早了四年。同时也说明，在80年代以前，天津一直是大陆地区玩洋的第一阵地。
后醍醐乐队在天津
“后醍醐”成立于年，名字取自日本13世纪末（年—年）的一位天皇的名号，英文名为Godiego。他们是当时日本乐坛的天团，发表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热门歌曲，乐队成员包括作曲、编曲、键盘米基·吉野、作曲、主唱武川行秀、吉他浅野孝巳、鼓手汤米·斯奈德、贝司吉泽洋治。
后来东野圭吾最著名的小说《白夜行》中也提到过他们，“村下仍在看漫画，不过当吧台里的那部录音机播放的曲子从奥莉薇亚·纽顿·约翰的作品变成Godiego乐队的《银河铁道》时，他的眉头明显地皱了一下……”足见这支乐队来头不小。
70年代末，《追捕》《望乡》《生死恋》《人证》等日本电影陆续在中国大陆上映，高仓健、栗原小卷、中野良子、田中绢代等日本演员走红中国，《人证》插曲《草帽歌》、《狐狸的故事》插曲《大地，早上好》，包括稍晚一些的《阿西们的街》的插曲，都曾经风靡一时。
《大地，早上好》的作曲和演唱就是“后醍醐”的主唱武川行秀。这也是促成“后醍醐”中国行的重要原因。当时，为纪念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生效两周年，中日双方经过友好洽谈，于年10月23日—24日在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举办“第一次中日友好音乐会”。
后醍醐乐队
这场音乐会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天津歌舞剧院、杂技团、广播电视艺术团的演员表演音乐和杂技，下半部分由后醍醐乐队演出电声音乐——当时中国还没有摇滚乐这个词，“后醍醐”的音乐被翻译成“电声音乐”，但其实他们是真正的摇滚乐队。
天津广播电台播音员何佳和丁涵主持了这次音乐会。天津歌舞剧院的于淑珍和关牧村唱了《我爱韶山红杜鹃》《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月光下的凤尾竹》等歌曲，天津杂技团和广播电视艺术团也表演了杂技和唢呐独奏。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后醍醐”登场。全场灯光关闭，漆黑一片，这在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音乐会上是不可思议的事。随着震撼心房的音乐轰鸣响起，舞台上方射出三束耀眼的光线，灯光迅速变幻，抱着吉他、贝斯，操作合成器和架子鼓的乐手唱起了开场曲《同作冒险旅行》。
现场观众蒙圈了
《同作冒险旅行》是“后醍醐”的原创，作为日本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插曲传到中国。这部电视剧曾在央视播出，印象最深的是孙悟空的筋斗云，旷野里的孙悟空高喊“云来！云来”，一片云飘来，孙悟空跃身云上，奔向远方。
乐队现场演唱了9首歌，演出时长近一个小时。为了这次天津演出，“后醍醐”特别创作了一首献给天津的歌《你好！天津！》（《在天津的誓言》），在演唱会举行之前的预热阶段，天津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这首歌。与对还现场演唱了那首观众熟悉的《大地，早上好》。
有观众记得当天进场时下着雨，散场时雨停了。现场的每个人都对“后醍醐”一无所知，但求知、好奇和对音乐的热情，驱动着他们这场奇异的旅程。
乐队主唱武川行秀在台上邀观众一起唱：“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漂亮的名字，漂亮的名字，漂亮的名字……”武川行秀唱的是中文，可台下观众就是没反应，木讷地瞪着演讲，场面十分尴尬。因为在这之前，中国观众没见过这种形式，没听过这样的音乐——在大家眼中，“后醍醐”的乐手们穿着奇装异服，留着古怪的发型，唱起歌来轻松自得，还常常搞怪。现场所有人的脑子都蒙圈了。
乐器赠给天津广播电视艺术团
“后醍醐”为这次音乐会运来的乐器、灯光和音响设备重达11吨，这些设备演出后没有带回日本，而是赠给了天津广播电视艺术团。荒诞的是，后来乐团的人说，那套音响他们根本不会用，全坏了。
天津广播电视艺术团的王合，当晚在音乐会上表演了唢呐独奏。他得到了“后醍醐”用过那套架子鼓。和复杂的音响设备不同，鼓不需要操作说明书，拿过来就能使。这件事改变了王合的命运。他在8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在舞台边打鼓边演唱的日本歌曲，嗓音独特、劲道十足，被誉为“北方鼓王”，出版过《王合男声独唱》等专辑磁带。
还有一件神奇的事，据很多朋友回忆，这场在年的天津举办的演唱会，天津电视台竟然进行了直播（另一种说法是录播），但无论如何，现在回想起来，这都是一个奇迹。虽然大家都反应记忆中的直播效果不够清晰，可是想想当年12吋黑白电视的主流配置，要是还追求观看效果，那也太难为电视台了。
现场专辑
完成天津演出回日本后，“后醍醐”乐队出版了一张现场专辑，《Liveinchina》（中国后醍醐）。从这张唱片的封面看，“后醍醐”在天津玩儿得不亦乐乎——他们穿上了中山装，骑上了自行车，在海河边和大娘们练气功，在检阅台前的广场上打太极拳，去杂技团看表演，还去动物园看了大熊猫。
一年后，天津广播电视艺术团对日本进行了回访。没过多久，后醍醐乐队因个人原因解散淡出乐坛，成为歌迷追忆的传说。直到年，“后醍醐”在歌迷的千呼万唤中重组回归。据说，近日“后醍醐”乐队又要在东京和大阪开演唱会了，不知道这些乐手们是否还记得三十多年前的天津之行。
天津广播艺术团回访日本（王喆老师提供）
何玉新